“睡眠是甜蜜的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
　　不见不闻，不知不觉
　　与我是最大的欢乐
　　不要惊醒我
　　啊！
　　讲得轻些。”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三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触。
　　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
　　——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
　　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
　　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候，恐怕只有“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今年，正是中国官方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们“不喊”、也基本“不谈”的阶级，尤其是不同阶级的收入悬殊和阶级的对立是否严重存在？或许也只有这二十年的实践才好证明我们过去强调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否“荒唐”：

　　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私有经济一统天下），“1994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均12.42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有毒害的工种。”（注A3），因此致伤、致残、致死的新闻不绝于耳，而由此挤出的利润，不少是用作对官僚阶级的贿赂。

　　再以国际上通用的显示社会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0”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即一人掌握全国财富，0.3－0.4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则意味着随时会发生动乱）为例，八十年代中期后的中国为0.434，这是官方——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的调查计算。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必须重视的、已经很不低的数字，但它的真实性还不够令人相信。一个民间机构的调查认为已达0.59（熊海滨《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即到了极危险的边缘，则应可信。

　　“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百分之二的富人已拥有一万三千亿元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八十（《影响我同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如此悬殊的纪录，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个别国家能够相比。

　　此后的发展有二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继“承包责任制”以后，目前正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资金重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二是下岗——失业剧增。一头是已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积累”，一头却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驱动机制就是官商里外的勾结，中枢则是“官”，无论“寻租”、“设租”或者“投资者的利益”都决定在官僚的权力上。而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剥夺，则得之于这架官僚机器的支持，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根子就是这个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之后，他就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在毛的时代里”，成天“高喊”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应该说，我们这些过来人，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才感触深刻）。而当年也正是对此的高度重视，那个时代的“基尼”系数只有0.15（何清链著作取自世行1978年测算，我认为不够准确）。如果认为那时整个社会总财富量较少，那么比它更少的“民国”末期，其“基尼”系数也不亚于40年后的今天，否则也逼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员和平民收入的差别最小的北欧中欧诸国，其各个政党却成天在大谈阶级斗争一样，正是这些“大谈”和我们过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贫富差别的扩大，缓和和抑制了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政客、文人“鸵鸟式”的否认，才故意纵容了这一主要社会罪恶的加剧。实际上，官僚们“大老板”阶级利用已扭曲的伦理、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权力和金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低工薪者”、“打工仔”、“下岗族”等由工农基本群众组成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得利的官方和被豢养的文人不断的掩盖、淡化其中的血腥、残酷味，以不承认和压制后者对前者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了。当老百姓越来越感到这和旧社会有什么两样，甚至认为“比国民党还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省：难道曾用千百万人的鲜血、生命的代价进行的革命，只是为了让其“功臣”作为新权贵来代替旧权贵、用“新四大家族”来替换“旧四大家族”吗？或许人们认为这样推理是否简单，但却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事实。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对于共产党不少干部来说了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解放仅几年，一场“三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注1），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注2）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不，对一般人来说，厄运不找到你头上就够幸运的了。曾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彭真、罗瑞卿所搞“十无”，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把将来有可能反对领导的人找出来，先采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边远地区。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进一步扩大为“三十五无”（据赵文甫检查）……，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注3），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我想引用美籍华裔学者龚忠武（他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所讲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了三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载《“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概述》中说：“文革时期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得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无外交”，这是邓小平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您说的“对外傲视千里”正是这样一个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安全和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西、荷、英、法、德、美，直到东方的日、苏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无一例外，今后也仍是如此。我对执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说，英国是靠在海外几十倍于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的。美国是靠两次大战，尤其是在二战中发的横财，并在全世界到处插手称霸，而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的，这条基本经验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学得了的东西吗？如果说，当年英国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价，来腐蚀国内人民，如果说，美国可以关闭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资源，却在消耗全世里的几分之一的能源、物资，而我们今天却是靠牺牲后几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费”腐蚀当代人，又把应留给后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疯的掠夺和破坏，以满足今日的奢侈，又怎么奢望21世纪的强大呢？美国建国伊始，在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许多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至今成为世界霸主后，还念念不忘这一基本经验。当年布什总统在抨击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如果没有美国在整个世界承担的“义务”（即霸权和插手）也就没有美国人的利益，不同的意义、却同样推理的是，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霸权斗争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也就没有中国在国际利益格局应有的位置和利益。这些年来有不少文章、杂志都算过中国当年外援的物质、财政数字，却没有人算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和援助，“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能在他们年复一年不懈的努力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从而使中国进入联合国哪有以后至今的局面。毛泽东当时还特意提到坦桑尼亚的积极帮助，说明那条坦赞铁路我们没有白建，而且还因此得到赞比亚铜带省的资源——这正是我们短缺的战略物资……。做大生意还先大投入，何况这里既有道义的责任，又有战略上的大利益，我们那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们，在这个大问题上就那么糊涂吗？或者是别有用心、故意欺骗年青的一代，或者是有意识地使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降到同一水平”让“智慧的火焰熄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木批评衰落的罗马的话）。

　　您说：“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作为国家民族来说，是对的，也不矛盾于我上面的说法。就欧美那些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从开始打交道就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连一些名词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譬如谈中国的“开放”，他们在英语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门户开放”用的一个词）。我们今天重新拜请的这些“老师”也仍是那么保守小气，在具体技术上总是留着“一手”，更令人气愤的是1991年我国引过的11500多个项目，有29％是国外环保绝不允许存在严重污染的项目。陈岱孙在一个正式报告中称，我国所有进口项目中有四分之一属这类，这就是用他们高价卖给我们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则只教二个字：“听话”，以听任他们摆布。什么“强大和稳定”，前者是虚，后者是实。你若“强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稳定”，则可以使他放心地来攫取你的利益。经济学家魏杰在谈到西方表扬人民币不贬值时，又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当中国人在议论印尼、南韩在接受援助的谈判中如此艰难，为什么就不想一下，印尼苏哈托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南韩则至今是美国的保护国，就此还有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那么我们年复一年递增的援助、投资，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要记住我们还是别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挂有“共产党”这个牌子的政权，人家难道会给以特殊的照顾吗？翻一下报纸，接受外资（包搞什么“招商引资”）已成了评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政绩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难道就只能这么简单吗？那么我们再翻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为争着借给中国外债，英、法、德、俄等国驻华使节吵得不可开交，翁同酥（光绪老师）的《日记》中说某公使：“咆哮恣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甲午战后，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特点是疯狂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地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和窒息了工农业生产。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高达到451亿两白银，比甲午战前30年外债累计总数超过9倍以上，为当时国家收入的5.5倍”（注A4）。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已经不懂。所以您用“不食嗟来之食”来认识中华民族，实是评价过高。再看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那么多官员、买办，还有什么“洋货”“不吃”，甚至一个“洋屁”也要传几手以多骗几个人。从婴儿用的奶粉到关系生老病死的医药，其洋货都称霸中国市场，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气，从饮用水到尿布，吃用全是美国货”。一个新闻节目中，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制服的鲜明形象，也有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清一色的标准西装，不知道出于什么要求，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在国内。广东台报道过的由东方电视台采访的，上海去日本的五万大学生为挣人家一口饭吃，凄惨得哪有个人样。去东欧的大批移民，人家开始是用手势比划着欢迎从机关枪下冲出来的“英雄”，却没想到仅几天就得处处防贼。至于在俄罗斯，我们更是丢尽了这个民族仅有的一点脸面……

　　反过来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对？人是需要一点尊严的。《礼记》中那位黔敖舍施时的鄙夷状，难道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吗？而正是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钦佩。“不食嗟来之食”也成为自孟子到毛泽东等贤哲所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近代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能有这种精神之日，便是整个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华民族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史之父的福泽谕吉甚至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懦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

如果您那句话是指“毛的时代”对待外援的态度，则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不够。毛泽东早就说过：“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就是这位毛泽东，远在抗战时就曾努力争取过美援，但是人家不给他，反而在以后用它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了，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重建中美关系，甚至内定了叶剑英为驻美大使。但美认定中共撑不下去了，反而“封锁”、“制裁”，发动朝鲜战争，驶进台湾海峡，支蒋伺机“反攻大陆”（并趁我六十年代困难时作过几次尝试）。就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打通中美关系的努力。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时，毛泽东从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的当时在野的尼克松一篇并不明显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将来可能的变化。有趣的是，1970年他和尼克松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公开的信号……。此外，就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要求认真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准确地说，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大的，恰恰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那些去过欧美、或者直接来自欧美的学者，张嘴就是“西方人读不懂中国”，明显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那么多学校、机构，那么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语、也轻视美国“快餐文化”的法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崇拜过，或者仍继续崇拜着毛泽东的思想），同时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泽东，可以说，“毛文化”就是唯一影响较大的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过于浅薄的人简单把去过西方“留学”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标志，他们不了解尤其那批“勤工俭学”的革命家，当时并没有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邓小平为例，他跟人出国前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法国也仅在巴约（也译巴耶）中学的小学班短暂地待一下，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不得不打工……。至其终，你从他身上、骨子里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在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少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也是毛泽东，他为摆脱这个“模式”的影响，独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一直受到国外思想界，政治界极高的评价。尽管刚解放时，在西方的硬逼、又没有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暂时“一边倒”，争取仅有可能的苏援。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去苏联一下子待了三个月，就是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满载而归，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可当时为恢复经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当赫鲁晓夫要通过援助来控制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时，他则是寸步不让。国家的独立，民族尊严是半点也不能牺牲的。在东方有波、匈、捷的教训，在西方援助下则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市场被全面渗入，民族工业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随意扶植傀儡政权等代价，这样的“嗟来之食”当然是不可食，毛泽东之前的所有政权，没有一个不是以牺牲主权的巨大代价来接受外援的。

　　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约”。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置于何地，因而才助长了日本以后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美苏又是如何对待已称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正是他们的交易给今后的中国留下了多少麻烦。我在“朱学勤郑州讲学散谈”中曾写道“一部打开国门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依附于别人的历史，满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势力是如此，整个民国从头至尾也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都有很深的苏联背景，（包括解放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资深人物），“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陈云话），那么就为他们搞自己所习惯的苏联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碍，成为又一个最典型的苏联“卫星国”，也只有从这里开始才理解，当年在庐山和彭德怀一起受批的黄克诚大将二十年后有如此公正的评价：“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联英雄。”张茜和粟裕曾从不同角度谈过庐山会议时，留守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陈毅曾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者要他果断派兵包围庐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正是赫在阿尔巴尼亚当面煽动彭反对“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当然陈毅没有听他的，而是把信交给了会后回京的毛泽东。连彭德怀也看到的刘少奇62年1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明确说，彭写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问题一是里通外国，二是和高岗联盟反对他（刘）。有些人还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前后的变化。英国作家韩素音所著《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庐山会以时说：“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也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压力，不仅中华民族，连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这里提到的黄克诚将军，历史上几次受过毛泽东的批评，被人戏称为“老右倾”，何况既有“庐山”挨整之恨，又有杀兄——黄克功将军，因杀了怀孕的情人，被毛泽东决定处决——之仇，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时，在一些人攻击、贬低毛泽东时，他却在大讲毛主席的伟大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如果有人硬要说，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只能是开历史的玩笑”——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怎能不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则不能包括所有人。

　　费孝通，这位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大右派，在邓的时期被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商丘福源集团的双八乡说：“我现在坐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这把椅子上，但我并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误解了毛主席搞人民公社的意义。中国落后、动乱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毛主席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改变小农经济，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位搞农村社会调查出身的著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临改未改”的关键时刻，而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农村改革“辉煌”成功20周年。

　　还有几位著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或哲学代表名著曾受到有毛泽东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风中，多少人高度评价这些被批判过的专著及作者本人，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当年的批判是正确的，不愿翻这个案，而当年。他们并没有保证什么“永不翻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君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对一个战友的儿子说：“……总之，过去也不象所说的那么美好，我认为父辈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为你们这一代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根据，就象你今天也并没有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来认识当今社会一样。”

　　最后，在民族利益和尊严上，我还想介绍一下，近20年中日关系中有关钓鱼列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的一点情况。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一反过去惯例，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终战纪念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的严重挑战。当时，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而日本人不认罪，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就在邓小平78年10月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此后，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还牺牲了生命。

　　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

　　这里，我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78年8月10日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我前面已批判过的总参那位年青的司机，也熟悉这些东西。听他边开车，边评述军史、党史中一些看法，真感到其水平高出许多高官、高级知识分子。在饭后，送我们回去时，我鼓励他说“你应该在军事上继续深造。”就他来说主要是环境的影响。他在这里开了12年车，经常接触过去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得益匪浅，他告诉我们，这些老将军，包括现职大部分军队干部至今仍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也使我想起许多写毛泽东和将帅关系的系列书中都提到，在1980年前后那股攻击、贬低毛泽东的风潮中，当时全部将帅没有一个参与其中。随后，许多将帅发表的回忆录和文章，反而特别强调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今年“八·一”晚会，在各军、兵种汇演的节目中，歌颂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的歌曲、样板戏占极大的比重，和目前官方正大搞的学习邓理论的气氛大不一样。军内外许多人都懂得毛泽东是这支人民军队的魂和精神支柱。在将来的政治变化中，恐怕也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的影响）。他们还对近年一些军事题材电影不实事求是十分不满。说“邓小平当年不就是一个部队的政委嘛！”

　　这就又要谈到邓。去年我曾记述了公布邓去世当天的一些反映，对此您和您的同学十分反感甚至怀疑。本来，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在官方至今大规模的宣传中，除了一些在任何时期都是趋炎附势的政客、文痞外，如此的宣传对一部分年青人总是有作用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再向您介绍一点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东西。

　　去年邓刚去世后，郑州一雕塑所在国际饭店旁边石桥西栏杆上立了一个邓的半身黑色塑像，随即被来往人们吐得一塌糊涂，几天后不得不锯掉，这是在市东部。至今在市中心“东方红”影剧院旁边的38路汽车牌上，由于其牌背面上有“高举邓……”的口号，倾泻在上面的唾沫、鼻涕无以数计。多少场雨雪，包括前时二场使郑州淹了的暴雨都冲不净，至今仍有许多处痕迹，而旁边近十个其他公交牌都干干净净。在西郊嵩山路市公用事业局门口103路牌边，立有一幅带玻璃柜的三代领导人画像，其中邓的脸部经常有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而右边毛主席像上却十分干净，像天天有人擦一样。

　　香港一家报纸驻河南负责人一次来参加讨论会时，先谈了来时所乘601路双层公交车上的感受，说一个老太太因司机不许她从前门下而愤愤的说了一句：“你要是当上中央领导，比邓小平还坏！”一下子引起上下两层来客的兴奋议论……。

　　春节前我和会计在交通银行等待办手续，一堆人正议的话题就是邓，其中一个电信局的老同志说：“……局党委书记在专门召开职工大会上讲，邓小平已经写进党章啦，以后你们不要再乱骂啦，看来头头们也知道群众都在骂邓小平”，其他人插话说：“他们自己也经常骂，以表白自己没那么坏”，“写进党章也没写进宪法，不是党员他管不了，照骂不误”……那位老同志又说：“我说，邓小平最坏就是把人弄成不是人啦！”。我插嘴接上称赞道：“这位老同志说到点上啦！”去年四月份，我在省农大动物医院给狗看病时，和几位教授谈到时局时，他们也和上述老同志有同感，并极其感慨地说：“经济上问题再大，我们咬咬牙也能挺过来，可以后收拾这个烂摊子，最难办的是已把整个社会槁成这个样子，把人一个个都搞成这个样子”。其中一位教授还把对邓的评价定位在鳌拜和李鸿章之间。

　　我还想举一个“集体测验”的例子。那年电影《大决战》上映，广电部一副部长带着所有特型演员到郑州市中洲影剧院参加首映式；由古月带头，从文化路下车走向剧院时，两边挤满了群众，鞭炮齐鸣，我身边许多人竟被这位假“毛主席”所影响气氛感染得哭了。当这些演员在舞台上一一表演时，掌声最多的，除“毛主席”外，还有“陈毅”，而扮演“邓小平”的卢奇表演后，在场几千人居然没一人鼓掌，卢奇好象也习惯了，也许是当时“六·四”刚过去几年，人们对他的情绪还没有下去。

　　——这是在社会上偶然碰到的现象，在我的工作、生活、活动的范围内，以及有意主动接触的，则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从工农群众的：“我恨死他啦！”一类朴素的感情到高级干部正式报告以外的随意谈话，从科学家、教授到军警乃至满街跑的出租车司机，只要你打开话题，人们的立场都十分鲜明。但愿我们有机会能一起到社会上（无论是最好说的北京，还是您那最喜欢玩的南京）有意的接触一下，也就解决了你我周围不同的矛盾。可以说除了学生（它也不成为一个阶层）今日社会各阶级、阶层，多数人的倾向是十分一致的（89年“政治风波”时，从北京的200万人游行到各地不同规模的反应，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不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的，没钱的都一样的喊出打倒邓的口号，在历史上是仅有的。“六·四”镇压后，至今海内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服气的，那么又有多少人会转变对邓的态度呢？）。和广大工农群众至今仍崇敬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不同的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反毛，也有更多人反邓。不同的是对毛泽东，不管是恨他、批他、评他、谈他、论他、敬他、爱他、崇拜他，则都愿意谈毛，有些人还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几乎每周都要逛书店，也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新的写毛的书，据说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就出版了六千多本（篇）纪念著作。就此，不少学者还感慨，尽管国内外都有起伏，但国外的热度一直高于国内。过去讲一部“红学”养活了多少人！现在若比较“毛学”的规模则是微不足道的了。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歪曲贬低者（尤其是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笔记》等，完全是荒谬的“六中全会”的调子进行严格筛选和整理的。最近据说有了一本未经官方批准出版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笔记和谈话》，有一千七百页之厚，而美国也早出版了英文版，但中国官方却严格控制）。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毛泽东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最高的，用梁晓生的话说，在老百姓看来，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平民的上帝。而且对知识分子视他们的这种情感为“盲目崇拜”是极为愤慨的。但是除了御用文人，那些学者们却不屑于谈邓，这还不仅仅是邓的文化水平不高，无什么东西可谈，就如最近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汪淇生在一份访谈录中所说的：“当然更不必提邓小平了，文革中他给毛泽东写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后来又信誓旦旦对毛说：承认错误，永不翻案。华国锋接班后，他上书吹捧华。”那夜农院一位老朋友还在电话中给我念了1966年10月24日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他对文革评价之高，远非红卫兵的“水平”所能相比，他对林彪政治上的吹捧、尤其是自己态度，是真有许多道不出的味道的！这些，包括他那份写给毛择东著名的“永不翻案”的信件，都曾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政客、文人们可以隐瞒、回避，却仍减弱不了它的影响，至今连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出租司机都能将“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的毛主席批邓语录背得烂熟。有一次几个人在谈到邓的最大特点即实用主义时，有人念了一段周恩来67年3月份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还有邓小平……革命战争年代，他担任了七年政委，在福建有一次战斗打得很紧张，他借口汇报逃跑了。解放以后，莫文骅中将揭发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现在才平反”。大家也都十分熟悉的他在广西、上海那些问题，然后比较毛泽东转战陕北那种在极危险境地时的气魄，真是邓远远无法相比的。有人说：毛主席当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如果有邓小平这么“实际”——中国的历史将彻底重写。从党的“一大”后到“六大”前期，毛泽东多次遭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排斥、打击、撤职，甚至面临开除党籍。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还因此将有生命危险，但毛泽东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自己尊严的态度、文字（检查）。包括当时反对他的人也无不认为他是一条硬汉子。毛泽东坦荡、大度，在他在江西最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宁都”等会议上那么使劲整他的人，直至解放后，毛泽东仍重用他们。有的（如周恩来、朱德）和他相依为命至死。李宗仁对落介石说：“毛泽东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不计前嫌。”这也和苏联斯大林时代（将过去对手在肉体上一一消灭）完全相反。陈毅说：“我九次反对过毛主席，但我都认识错了，毛主席也允许我改正错误。”包括他在内，他们在文革中必不可免地受到冲击时，还是毛主席为他们一一说话。和你们的感觉不一样的是，西方学者和现在许多工人群众从不同层面，都认为毛泽东对他那些老部下过于宽容，人情味太浓。莫·迈斯纳的《中国史》认为，“无论如何，这些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曾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他宁可相信，大多教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以至为今后政治的变化留下太大的麻烦。而今日不少工人说得最好听的也是：“还是怨毛主席对他们心太软！”“刀子嘴，豆腐心”——搞政治，不可避免要整人，无人例外。而且不整坏人，不整乱整人的人，就是支持纵容他们去整好人。问题是整什么人，什么样的问题，整到什么程度。例如在延安毛泽东批准处决黄克功将军，那是把那位受害的普通女人当成和黄一样的人尊重的，当时毛泽东还写一封信在处决前当面念给黄听，黄死得服气。解放初期杀刘青山、张子善，谁为这二个“功臣”、也是大贪污犯说话都不行，至今没任何人翻这个案。但是在政治上，从延安的肃反到文革，毛泽东却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他点名批判过的王实味，在转移中被杀后，他痛呼：“还我王实味！”一份64年西楼政治局会议记录曾记述了在“四清”对待错误的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是如何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刘澜涛的极左政策的，尤其是对邓小平要把犯错误干部搞的“倾家荡产”，“否则他们就会像挤牙膏一样，总是挤一点少一点”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总是挤一点少一点嘛”。据毛泽东亲口对斯诺所讲，以及薄一波《回顾》，毛、刘的分裂正是从64年“四清”中刘的极左的整人政策开始。其实，刘的整人在党内是很有影响的，土改时他的“村村放火，户户冒烟”的残酷政策就受到过通报批评。至于邓所整过的原属张国焘部下的那些将军几十年后仍怕他。57年的“反右”，从动员到具体掌握运动的进度、力度，一直到审批，他都是挂帅直接指挥的，其扩大化应有他很大的责任。这次寄给您一份他当时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以此和毛泽东反右前后的讲话作一对比是有益的。在文革初期，刘、邓大整学生，使毛再也不能容忍……而对待群众、学生闹事，毛泽东历来主张先检查干部的官僚主义，同时正确对待群众的情绪，例如修长葛机场的拆迁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坚决反对用强制手段，并说：乌鸦飞来飞去，还要有个窝，你把他的窝戳了，它住哪，“你邓小平就没有一个窝”。就是对邓小平本人，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68年邓给毛写信，高度认识自己的错误，要求做点党内工作，毛泽东在12中全会上就为他说话。73年邓给毛又写了那个著名的“永不翻案”的万言书后，毛泽东力荐以重任。当毛泽东最后深知：“永不翻案靠不住”，“犯路线错误的头子难改后”，仍对邓：“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可谓仁至义尽。张国焘投敌叛党后，立即发表声明恶毒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就此毛泽东仍力排众议，让他的妻、子去和他团圆。八届12中全会将刘少奇正式定性后，毛泽东将刘的孩子们都接到家里吃饭，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这样的例子太多啦。您如果遍读如今太多的回忆录，您必将比较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近现代主要历史人物中，尤其是在共产党所有著名人物中，毛泽东是最富人情味的，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触（见《毛泽东与美国》等书），有的甚至认为，毛泽东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中最富人情味”的。他看京剧《白蛇传》时，旁边一卫士发现他鼻子动……就赶快轻咳一声，提醒他，但却再难以挡住他从眼泪到全身的“投入”……。他对“白蛇”受压的同情，对“小青”反抗的赞赏是那样鲜明，对“法海”则恨到上台接见时忘了自己领导人的身份不去跟人家握手。——这些“小东西”很多，也很能说明毛泽东丰富真诚的情感世界，这是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看到的，后者要么只是作为领导人需要的理智，要么“投入”也不失控。有的诗词也有功底（如董，叶），则从不具备有毛泽东那样典型的诗人气质和充沛的情感。像毛泽东这样，即使执政27年中，也一直站在平民立场上，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例。

这里还有个数字准确的问题，今天公布改革前的数字，根据薄一波等权威人士的说法，是经过今人“甄别”的，这就是说，要根据今日政治上要尽可能多的否定那个时代的要求“剔除”出他们不承认的东西，如此，它至少不会有“水份”了，而今日这个“改革”时期的数字，也有待今后去准确，麻烦的是，这可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今天的数字情况是“空前绝后”的，几乎所有单位都搞假表，都搞几套帐，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公开的秘密，既然“原始”、“基础”已基本全部失真，那么，一级级一直到中央，就只能有假的。而且从上到下的公开的“扶优”政策，和“以效益论英雄”的标准，对上报成绩大的单位在贷款、税收、返回，直至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享受水平都给予很大的优惠、好处，更鼓励了报假的风气，正如6月12日中央台报导中那位安徽省副省长所谈的，这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曝光的安徽、河南几个小例子都是很随便加上几个亿。为了争“优”，一些企业可以几十倍、几百倍的虚报，此类例子甚多（注31），这是下面。上面呢，一位省委书记对统计局长说：“我让你增长多少你就给我增长多少。”近邻一市的统计局长去年就因为报了较真实的数字，即被赶到政协去了。《人民日报》也曾报导山东泰安市委书记“翻番”虚报等例。另一方面是瞒亏损的也可举二例，一是某市木材公司96年报表亏损1500万，报到省物资集团后，以不符合中央“稳定”精神改剩600万；二是某省工商银行94年报表亏损23个亿，报到中国工商银行后改剩4个亿，再报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平衡就剩下“0”――不亏损。这二例说明，越往上做假的成份越大，这已不同于老百姓过去的传统观念。据此，我们又怎能相信官方的数字呢，何况有一个“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所以既使对个别品质（不贪污）较好，能力较强，人们对其寄期望较高的重要官员从这一“大局“”出发，说几句稳定人心的假话，我们也愿持一个理解的态度。——如据此基本状况对于官方所公布的增长率、保守的讲再去掉几个百分点恐怕是不过份等（现在不怕官方吹，就怕官方会失控，找不来真实根据）。

但是这20年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承认它是不打折扣的。当八十年代后期我们人均收入300多美元时，有人就认为，我们在电器等方面的消费水平已高于其他国家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的水平，也曾猛烈的刺激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提出了二个问题，一是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这样的消费水平是否适当，二是其利弊。

　　是否适当的问题，包括含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后劲”问题，还必须考虑安全等非经济的因素问题。就国民收入中居民生活所占比例，17年前我在“狱中之狱”——“北山的小号”里就作过计算。我认为在我国比较安全时可达42－44％，要有一定的备战、备荒的准备则为35－37％。这个计算，我并不认为十分准确，这是由于当时条件局限，资料全靠记忆，全靠笔算，又不会什么数学模型、公式，甚至连光亮也是将铁门上监视用小铁门撬开一点缝“偷”来的……但是就我的主观愿望来说，我是竭力想提高这个比例的，我知道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老百姓的膳食、住房、医疗等基本需求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后由于对整个国家安全的担心（包括非武力因素），我曾认为我算的较高，并为后来国家那种不负责任的“超前消费”惊呆了，前时从某正式出版书上居然看到95年高达的69.1％！…我也顺便用其提供的资料作一比较分析：

　　高于中国此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日本六十年代，南韩八十年代，这个比例分别是50．5％和40．4％，还有一点补充的是，日、韩都是美国的保护国，否则至少要扣除好几个百分点。

　　远远高出中国现有发展水平，并且在国际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国家安全条件也非中国能够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英、法、加等国其比例分别为54.1％、54.5％、52％。

　　唯独美国高达60％，这是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所决定的，更不是我们所能相比的。就象借债，它借的是霸主债，越借越硬赚，我们则完全相反。就此，其消费比例仍比我们低九个多百分点。

　　据说，现已是电器生产大国的南韩，其彩电的普及率远没有中国高。上月日本女作家山岖朋子来郑州讲学时，谈到1968年的日本农村，很多人吃不起米饭，还有农妇拾烟头吸，到处是不堪入目的破草屋，室内塌塌米上虫乱爬……，而此时日本的人均产值1400美元，几倍于九五年的中国，那是为什么呢？日本和西德等国都曾提出过“勒紧腰带十五年”、“二十年”等口号，控制国民的消费水平，以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取得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1980年－1986年，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增长了17．8％，其工资反而下降了0．4％，也正是在这六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又从第八位继续下滑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排列在世界第十八位，猛升到第九位。就仅从经济上考虑，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也含有相同的意思，只是底子之薄，远远无法和人家相比，还要打仗，所以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您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是您搞错了概念和范围，我是不同意您曾用过的那句官方政治宣传词：“经济濒临崩溃”。那是指国民经济，而不是指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您举陈毅的例子，我还没看到，只能是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是成百年上千年不遇的大旱，苏联逼债和部分地区的胡夸风造成的，还饿死了好多人）。包括毛主席也不吃肉，同样得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那时城市居民一个月只供应半斤肉二两油，可过了这三年就好些了，在职工食堂吃饭，每天有一顿肉菜还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农村还有饿肚子的情况（今天仍有），城市穿戴比较单调，住、用简陋。进入七十年代后一些青年人开始讲究，消费水平每十年都会上一个较大的台阶，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也是如此……但正是我们当时的低消费水平，使国家有一个高积累率去发展经济，才有那个一直保持二位数以上的高速，才铺下了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底子。这个道理，一位勤俭持家的老农都懂。

　　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国家现在每年财政预算都要可怜巴巴地把当年所借的几百亿外债列在其中啊，“收入占GDP比重，由八十年代的30％以上降为96年10.9％”（注A18）在邓小平去世前刚过去的“八·五”中就累计赤字6300亿元，平均每年1260亿，用经济学家魏杰的话说：“我们的财政是‘赤字财政’，是‘借债财政’是‘吃饭财政’”。朱镕基说：年年财政都是吃光啦！仅吃光就算啦吗？那成万亿的债可不是一、二代人能还完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把还没出生的孙子一代的“饭”提前端到我们桌上吃啦。假使我们那一代人也是这样“超前消费”，你们这一代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啦，比较两个时代，一些工人总结得好。“主席会挣，小平会花！”

　　当然，“超前消费”是能一时刺激需求，带动需求供应的生产（譬如家电等），但却后继无戏。李鹏所说的汽车业带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至于房地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买得起吗？也有买得起的，今春北京三环以内商品房，均为8000元／平方米以上已被买空，有人怀疑是中央精简机构的一次“福利”。深圳市政府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真正“优惠政策”就让他们全买得起。也有买不起的，便宜到1000元／平方米，普通工人仅靠工资又有多少人能买得起。朱镕基“新政”，目前能看到、想到的是靠铁路、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刺激需求，也是老罗斯福的经验，还有农村水利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应该说，趁现在没发生大的灾难，农民还有一定承受力的情况下，大搞一些农业基础设施是十分必要的，既为农村大量劳力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城市建材等各方面提供了需求。消费方面，主要市场仍然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其他需求热点，目前还看不到，想不到，或者换句话说别人已提前给他花了。“超前消费”，也曾糊住过大家的嘴，可也有“放下筷子骂娘”，其道理我在前面已谈过，是否还有其他利呢，也不排除，但总起来讲是弊大于利，重要的是失去了后劲，留下了包袱和陷阱。

3、看看经济发展的两头，基础——农业、势头——科技

　　相对于工业企业遭致的普遍非议和指责，这两方面则是褒大于贬，肯定多于批评，不过其存在问题的严肃性，也是不能不受到重视的。就农业来说，也有个二头的问题，一头是本中之本：粮食，另一头是乡镇企业。粮食问题，我一年前给您的信中已谈过，其势头是速减的，据薄一波的“回顾”，既是在最“动乱”的文革前五年，其递增率仍达4．6％，高于“一五”。但84年后递增率猛降到1.34％，进入九十年代后又降到0．4％。这就是说，九十年代前期和文革前期相比，粮食递增率下降了十倍。同时，近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递增，物耗高达46％，85－95年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1995年我国小麦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8％，玉米高71％、大米高17.8％……（注M4）。人们宣传的“吃不完”、“储不下”，既是靠一个相当比例的进口作铺垫的（也有大多粮仓被毁弃的具体问题），前年，世界粮食储备仅够15天，如中国发生大面积灾害呢？解放初人均产粮209公斤，到改革前的1978年人均产粮317公斤，增长了51％，目前按官方公布是人均四百零几公斤，比78年增长不到30％，如按估计的实际人口，则不过三百二十多公斤。基本上没有增长，（而消费则惊人地增长）这里有个人问题，也有个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问题。“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有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五·五’计划时期（改革前）的11．9％下降到‘六·五’……（改革后）的5％，‘七·五’的3.31％、1994年的2．5％、1995年3．1％”（注A5）“南巡”讲话后“耕地资源流失速度明显加快”，92年内减少面积为1108．1万亩，93年为1098．6万亩，而之前三年每年都为700万亩（注A6）。至此“全国有666个县人均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1986－95年的十年中，仅农业结构调整就损地七千万亩，非农业占地2960万亩，而实际占用是这个数字的2.5倍（根据抽样和典型调查估算），”，“长江流域以南水资源占全国80％以上，耕地仅占38％，减少最快”，90－94年，仅南方稻田减少4339万亩，水田减少多，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90－94年北方15省增产粮76．5亿公斤，南方15省却减产88亿公斤，‘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调’，并导致大量进口粮食”（注A16）。从地区看，现在已出现了“南方不种粮，近郊不种菜的现象，……与人们重工重商轻农进而轻视生产密切相关（同上）”农业设施老化失修带病运转，抗灾能力明显下降。在现有全国8.4万座水库中，带病运行的占1／3。灌区工程基本完好率仅有30％，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了3200万亩（同上）。而在被称为极“左”年代的1956——1978年的22年间，以集体经济为依托，通过大量的劳动积累和资金积累，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添置了大批农业机械，推广了先进技术，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上）。以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和解放后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的1952年相比，精溉面积……增加1．25倍；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651倍；化肥施用量增长112倍（1972年中央批准从国外引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5－52万吨尿素的大装置，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农业用电量增加506倍，……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对世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人贡献，对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人作用，从76年开始推广，也使美日等二十多国的粮产从中受益。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七十年代曾有个较大的发展，“人民公社的工业产值，78年比70年增长近七倍”（注A17）。八十年代后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甚至中国经济中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没受波折影响，一直持续发展的，尤属你们江苏省；基本上走的是依靠农村产品的深加工这一条正确道路。典型代表是我们河南省的“南街村”。多数乡企却走的是与城市争项目，争原料、就业的发展道路，它们曾以自己的非正规化、负担轻、劳动成本低乃至手段又活等优势等件而居上风，尤其是在贿赂、回扣等手段的方便上曾使国企自叹不知（也因此，也有人把腐败起因归于乡企），但这一优势很快在国企的“解放”中失去了（这次“改革”一个最大的解放就是手段，也是“猫论”的意义所在）。目前一个萧条的大气候也使乡企无序、重复投入问题突出出来。它曾“蚕食”的某些城市行业，又被城市反“蚕食”过去，应该说，在技术、信息等条件上它还是竞争不过城市的，这就使整体上应属畸型发展的中国乡企，不得不有个“大下坡”。一些文章称，大多数乡企已到了“穷途末路”。“97年积压库存产品400多亿元，比96年增加7个百分点”，亏损率达600亿元，比96均长25％（注32）。而在国家综合“数字游戏”上它在比例上仍呈上升比例，这里有国企大幅度萎缩的比较，也有它自身更容易含的“水分”作条件的。乡镇企业“以农为主”，在“农”字上大做文章，尤其是“搞以农村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但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乡镇企业中从事农村产品加工企业只有35万家，所创造的产值只占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的1／4，占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农副产品加工价值比率（即农村产品深加工产品价值和农村产品价值之比）不到美国的10％。甚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国，也就是说潜力很大，包括综合利用，为农服务，农业、农村服务等。

　　粮食递增率的“下滑”和乡企的“下坡”，二者的问题都属结构性的，致使农业的前景堪忧。当然，农业农村中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少都十分严重，譬如已成水火的干群关系，重新返回去的小农经营方式等。这次在“福源”，我才具体地意识到，从土地的深耕，良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一直到和市场的关系，都是一家一户式的经营所根本解决不了的，也极大的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粤港信息报》中有一文章说：“改革开放前，农村物质生活贫困而人文和社会组织资源相对丰富”，这大概就是黄仁宇所指的为毛泽东建构的“现代化下层结构”现被“榨干殆尽”。作者严正警告说，“21世纪中国难以承受农村社会瓦解带来的巨大震荡”，毋庸讳言，其祸根恐怕就是被人们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的农村“改革”。它本来是一次倒退式调整，可20过去了，它却再也不往前进，甚至已经遇到中国历史的极其危险的边缘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农村干部腐败的“激素”。

　　农村问题，还有一个从城乡关系上看农村发展方向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大谈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表又把城市化的比率列为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实际的发展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经济形势好时大宣传农民进城，不好时，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农民赶出城。农民的无序进城正面效益是，增加了一些农户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一些企业的工资、福利成本，而负面呢，则是抽空了农村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使农业现代化失去了后劲，又因此腐蚀、退化了城市人的劳动本能，并促进了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综合起来的社会问题。对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媒体也是不负责任的误导。就主要发达国家来说，其历史上一时的城市拥挤带来的问题，曾由其对外殖民主义和海外霸权给予消化，今天各发达国家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都是小城镇化；“美国从1945年，法国从1974年工业人口开始外流。出现了农村人口增加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注33）这才是一个合乎理性，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趋势。

　　美国芝加哥大学D·G·约翰逊写道：“但改革未能减少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类收入不平等。目前都大于公社体制时期，甚至1949年前……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则更多的是主观政策结果。城市偏向在中国十分强烈。更为严重的是，没有迹象表明目前或将来会减弱过一点”。（注A13）

　　1961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中写道：“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可以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过多问题”。这段笔记和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就是农村、农业和解决城乡矛盾的正确发展道路，可惜的是，他身后“设计师”们从来没有这么战略性的考虑过这些问题，哪怕“比葫芦画瓢”。待中国今后能走上一条正确道路时，城市人口的分流问题仍然要再列入正式议程，不过可供使用的经验和方法也多啦，而且应该是城乡有机地对流，总趋势是要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并通过农村的田野、绿带从四面八方向城市发动的“进攻”。在不影响其交通、效率下对城市的有机分割，将城市从现有的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解放出来。上边是十年前我在狱中构思的“乌托邦”，现在我们已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实现它的许多具体经验。

我国的核能技术、空间技术，都是在“大跃进”中起步的，随既遇到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连饭都吃不饱，科研却没有下马，没有等、靠，也靠不住任何人，硬是自己闯进了什么“核大国俱乐部”、“空间俱乐部”，别人恨死，气死，也无可奈何。并且是一上就居先，一上就不可收拾。如空间技术，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71年就发射了实验一号科学卫星（正常工作八年多），75年成功发射回收型卫星及配套长征2号火箭。紧接着“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发展通讯卫星及其配套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技术的经验（注A20），为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按当时发展速度，不少人认为，再有十多年时间，我们就可以有自己宇宙飞船，可以载人去太空。再一个重要经验是，“既要老实学习别人的先进东西，又决不能慢慢地跟着别人后面爬，而是要迎头赶上（毛泽东话）”。美国著名理论学家兼军事评论员在《中国原子弹制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令人惊叹的是，这居然是一颗向心聚爆的浓缩铀弹”，也就是说，国外没有想到，我们在爆炸机理的选择上，没有先走“炮筒式”老路（注A21），因而西方也对我国六、七十年代的氢弹等技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保守的估计。而日本一著名学者紧紧地抓住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这一思路，却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和预测。需要补充的是，上述两例都是综合性技术，也就是说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具体技术，却都能统一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思路上。

　　——这是指尖端技术，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尖顶，在它的下面、底部，曾有一个，也应当有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基础，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经验。包括搞原子弹需要的铀矿，也是在群众性的找矿运动中农民找到的，如只靠专业人员，就会晚几年，而影响我国原子弹的发展就不止几年。在当时紧张的国际条件下，我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威胁，也影响了我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格局。再以农业为例，1978年农林部向全国推荐的建国以来3000多项农业科研成果，大多数首先来自农民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结合，然后由专业人员去指导、整理，提高，“根据中国农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测算，1972——198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为27％。（《当代中国史研究》97．1）”。在当时应属不低，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对基层次科机构的“断奶”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种植业中这个比例反而又降至24％。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通话中涉及对农业科技问题时，您来一句：“教他们怎么种就行了！”我当时没有接您的话，可却“耿耿于怀”，以致影响了我在南京给您“戴”的第三顶“帽子”。难道普通劳动人民的脑袋里就没有科技的潜力吗，这可是十几亿个脑袋啊！又是多大的一个忽视，我指责的是社会的责任，使你们主要接受的就是那种精英主宰社会的教育，更没有机会参加上述农村的科技活动。在你们成长的岁月中再也看不到过去工厂中那种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至今，相当多技术工人被逼出工厂单干了，对厂是个损失，对其个人失去集体支持而得不到更大发挥，也是个损失）。不过，历史总不会忘记，推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不就有一大批工人发明家，影响十九世纪美国科技发展的许多发明家不少也不是“科班”出身。如果我告诉您华罗庚到全国各地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等，是先从炸油条等小事讲起，您会觉得好笑，可确实是七十年代一处“风景”。另一片风景是，在那时的非市场化条件下同行可不是冤家，一“家”每一个新的发明就会立即通报全国同行，后者纷纷带着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赶来学习，几乎很快就有更先进的发明在后者中产生，没有保留，没有封锁，只有更快、更好的交流和促进。就是不同行业之间，也会被“一盘棋”思想协调得很好，这类“会战”的例子很多，例如，七十年代对珠穆朗玛峰山区进行的有30多个学科，100多名科学家参加的大面积科学考察，以及同期“向阳红五号”、十一号科研船在太平洋的大型综合考察等等，都十分成功。

　　总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科技发展主要是抓了两头，影响整个大局的尖端技术和“肥沃”的群众基础，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没有来得及建设好中间环节的制度化，系统化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技的发展恰恰是过分强调了这种制度化、系统化，以及正规化、形式化，却少了两头的活力，以致于再没有出现过去那些能够改变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科技成果（一个平庸的时代也平庸化了科技的发展）。此外，我国科技界仍保持着原来沿袭的前苏联体制，形成了独立研究和高校两大基本队伍。多头管理，协调不灵，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也使科研课题重复、分散。科研机构庞大，又重复建设，实验设备也重复购置，造成了这250亿元的严重浪费，也就是说，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一大批独立的科研机构，有些可以合并进大学，有些可以合并进工矿企业，乃至乡社。国家重点扶植的应主要是基础学科，在今天“急功近利”的风气中，尤其要注意这点。

　　上面的何文说：“拯救中国企业的危难之天要科技来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天……争取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待遇之天……提高中国劳动价值之天……产业适应社会需要变化之天”，都“要科技来挚”中国理论界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大部分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科技的落后，那么，为什么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沉睡着？

　　——这个“中国理论界”的分析，以及作者为科技承担的份量是否准确，还有待别论，但这“沉睡着”的“第一生产力”却是眼前的事实。二十多年来，无论哪一届、那一级党政班子都没有少弹“要高度重视科教事业的发展”的调子，但又仅仅是“弹弹”而已，就是他们“重视”了又如何，他们会如何“重视”，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责任感是什么样的，恐怕都不是几句话来说清、说透的。在这个“一团麻”的社会中，也难以先理好科技这根“线”。

　　不过在科技问题上。您有更多的发言权。我算是“班门弄斧”。
4、今天经济也下来了，则可能是不用争的事实

　　据前段曾被官方炒得最热的一本书《交锋》提供：“94年10月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二万人”，其中“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较快’，感觉‘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者占36.11％，因而有36.75％的工人对未来一年的形势‘说不清’”。

　　“据国家国内贸易局今年5－6月的调查报告”，“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090元，增幅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最高的广东省人均才3647.7元”，“增幅……降了九个百分点”，“甘肃省仅有1210元”，报告承认“农村贫富差别明显”，那么一般农户收入又有几何？“基本上当年收入当年光，遇事就得拉饥荒”（注36）。

　　——以上对工、农的调查均来自正式官方，一般是要高出实际的，其中对工人的调查，没说止于何时，近年肯定又要低于94、95年，下面我也举一点低于一般实际的街头民间小议。

　　四月的一天，我在西站友谊商场门口一固定点配钥匙闲聊到下岗时，在场三个人各说一个例子，一是附近化肥厂一些工人天天在菜场拣菜叶回去吃；二是上街区一农民抓住一工人偷麦麸子当饭吃；三是说平顶山许多职工家每日改成了二顿饭。第二天我在东站一说，祁飞等人说：“那有啥稀罕，咱这凤凰路菜场成天都有可多人拣菜叶吃。”几天前我在省直书店，其中心柜台里有一位中年营业员也在谈职工拣菜叶吃。“另一青年营业员却以现代知识人的口气说：“社会发展的嘛……”她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是60年困难时期有过的现象，三十七年来，第一次。此外，武警小李也对我又讲了一个平顶山面粉厂保安人员追踪“偷麸子”的真实故事，结尾是到“偷者”家里看到小孩子哭闹着不愿吃这种饭时，追踪者也哭啦，他们又拐回去扛来几袋面……

　　——当然，整个情况还不会这么严重，尽管这几年还不时有饿死人的传闻。但整个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当局一些有相当份量的人还认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想来又用上我曾想“教训”您的话来教训自己：我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几次我脑中里一浮现大年二十九晚上我从单位回来看到市内立交桥下各避风处都有人在那过“除夕”的情景，就想到参加工作仅几个月就能为自己存下一个“经济基础”的您是否会相信这样的事……

不管怎样，这20年过分强调的“发展经济”大家都已经尝到了它苦涩的果实，开始承受它越来越沉重的代价。最终是经济下去了，各种麻烦问题却都上来了，有人说是这些问题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也有人说，正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问题，总之，“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的承诺，是没有人再寄希望了。就经济本身来说，也如某些文章对农村改革的总结，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如何清琏所说的“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生产率上升”。从铁路对各行业大量的资料证明整个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新科技的引进补偿不了由于那些“撇开”的东西而大幅度增加的成本，特别是那些不干净的“交易成本”。或者正是由于这一“撇开”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率的发展，那么我们“撇开”的究竟是什么“宝贝”呢？是的，它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决不能缺少的公正、平等，是精神、信仰、道德、廉洁等等，以及由此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据此构成的凝聚力和尊严，立足于此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当我们“撇开”了这一切，也就会为进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腐败，彻底地敞开了大门。

　　六、腐败与黑暗同临。

　　腐败，是社会的癌症。只要失控、扩散开来，必死无疑，这是铁的规律。如果说它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话，留下的纪录全部是各个王朝的“坟墓”和不可避免的“旧死新生”——“改朝换代”，甚至爆发革命——的巨大代价，所有王朝都亡之于腐败，无一例外，包括在外族入侵后覆灭的宋、明。为了突破这个历史的周期率，毛泽东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是经常发动群众关心政治和直接监督我们的干部，其次是把教育、制度和运动相结合，再其次是提倡艰苦朴素、重视消费导向，以及毛、周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家庭子女的以身作则，由此很大的抑制了干部的腐败意识和特权行为，建设了一个长达二、三十年较为廉洁的政府和社会，西方一些政治家（如惠特拉姆的声明）将其评价为“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廉洁和最有效的政府”，社会上已杜绝了或基本杜绝了“黄、赌、毒”这些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努力和成就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又成为历史。他也因这些努力彻底得罪了他与之斗争几十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才招致一些人今天的怨恨），而他所不得不承担的执政包袱，尤其是当时严峻的国际条件和国家、民族的安全，使他没有能彻底解决这架官僚机器。也就没有彻底解决那个“周期率”，他唯一留下的希望就是寄予他希望的人民。

　　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发现一个年青人发现对腐败也看成不需要大惊小怪的中国老问题，我突然想到，当代中国腐败的开始不正是你们这一代人开始懂事时，也就是说这个腐败的空气一直伴随你们长大成人，又是“司空见惯浑闲事”，见怪不怪，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样的经历会增加你们的免疫力。主持中央纪检工作的黄克诚生前最后一次接见记者采访时，对相信社会上“不正之风”会得到好转的记者明确表示：“我没有这么乐观”。这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极负责任的态度。当时所谓的“不正之风”，实质上已是癌症。只是执政的人们愿意相信它还是“良性的肿瘤”而已。1985年，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召开了第一个反腐败的大会，至少他认为，此时动手还未得及、几天后，《报刊文摘》登载了一篇《当年小蒋打虎记》似是预言了今天“小胡”也必然失败的下场，不久胡下台了，我相清除了公开指责他的东西，也应有“反腐”的成份。

　　不知胡去世前是否反省过，中国当代的腐败风与他“解放干部”时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冲击的态度必然发展成对群众的报复打击，以达到再不接受群众监督的目的，而“官复原职”、“原待遇”，使不少人的斤斤计较发展到为自己尤其为子女大把捞取更多利益，以平衡自己变态的心理。这使人想起，当年抗战胜利后从“峨眉山”下来到各大城市赴任各接收大员，在“五子登科”的洋场风气中也为蒋家王朝挖好了坟墓，四十年后，我们的赵总书记也弹起了“五子登科”的老调，至少是促进了当时的腐败扩散。

　　当今在全社会、全民族的全面腐败中，一些人在争论，是官僚的腐败带坏了整个社会，还是全社会的腐败腐蚀了官僚。似乎又成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类似难题，如果只能从这二种中选择一种的话，我倾向于前者。但是它不是“根”，这个“根”有官僚制本身所含的“癌细胞”，有传统官本位文化供应它的“营养”，有贫富悬殊提供给它们的刺激，有错误的消费导向对它的引诱，有洋风送来适应它蔓延的气候有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策，或许决策者事先也没有估计到的他的仅仅几句话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但它毕竟打开了“魔瓶”的盖。

　　应属社会学范畴的一条规律是，贫富悬殊是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尤其是重新拉开的贫富悬殊（自然是少数人的富论必然带来的恶果）则是给罪恶注入了强心奋。进入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刑事犯罪率随贫富差距的拉开是正比例急剧上升，当1981年的立案猛增到89万件后，才使邓小平下决心大开杀戒，搞了1983年“严打”。层层下指标，杀了一大批，监狱和临时监狱的“库容量”成十倍的猛增，但仅仅几年后，犯罪率又以更猛烈的速度上升，1991年居然达236万件。这些数字取自公开出版的由凤氏所著《当代中国犯罪问题》，此书97年出版，写书取材最晚也是96年，所以书中说“峰顶应该是96年第一季度”，至今最新的“峰顶”数字还未见到，但近年报道的“严打”频率则是一年比一年更高。比较“改革开放”前，至今人口可能增长了0．5倍，而年立案率可能增长了10倍以上，若把目前立案标准降到20年前的水平，那么增长就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若要论犯罪的质量及单项速度，恐怕要数在这个年代里应运而生的“黄、赌、毒”，成“燎原之势”之因是这遍地的“可燃之材”，又是多媒体的歪风劲吹。

　　——这是指公安部门立案的部分专业犯罪，另外部分呢？则包括受害者宁吃亏不愿惹更大麻烦而不报案或者报不起案，包括经过贿赂不立案和撤案；包括大量国有财产被盗、被抢、被分赃，却没有人管，也就没有人报案，包括更大量大家熟视无睹，甚至“不拿白不拿”，“不沾白不沾”的可立而没人立的案；包括公安部门不便涉足的所谓涉外等其他高级场所无时无刻不在犯着而也不会立的案；包括一些执法部门自己做后台的大量“黄、赌”场所公开经营着不会立的案件。

　　称之为专业的犯罪，也只是大家都公认看得见的“浮出水面那个冰峰”，而水下那个庞大的“冰山”主体则是我们自己，我说到这时，自己不会觉得心净，您也不会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几个家庭为求人办事没有“走后门”送礼、贿赂，有几个企事业单位敢说自己没向国家报假欺骗、偷税漏税、截留私分，有那个党政、军警司法部门敢说自己部门没有执法犯法的事，所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没有厂长、经理不贪污，没有工人不偷”的论调是太绝对了，但对法律藐视的意识和行为则成为一种全民性的现象，有意思的是20年来我们各级各层年年花了多少钱搞普法教育，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普及了犯罪意识，这就是腐败的恶作剧，而教员则是十分普及的各种媒体、领导、师长、朋友、同事、邻居，及其空气中那种潜移默化（但不疼不痒）的力量，可以预言，如果没有大的社会震荡，这一代独生女长大成人后将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犯罪意识最强的一代！

　　无论立案不立案的，无论明的、暗的、潜在的酝酿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市场购销两旺，后劲十足绝不会萧条，不仅有“初级产品”而且有高级，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正在成为竞技冠军，重要的是，我们还能用犯罪生产犯罪，已立案、甚至已关入大牢内的罪犯，仍在生产犯罪，大多数立案都会有人“找”，有人“送”，甚至有的在准备作案之前就先“找人”做好铺垫工作，被判入狱后，包括一审被判死刑后，仍要“找”、“送”，以求刀下留人，以求尽早出狱，这就为我们许多执法人员增加了大量“灰色收入”的补偿，按道理，这种执法犯法应属于重罪，可是无论大案、小案、刑案、民案，你只要置身其中就会立即感到，对于这些办案人员来说收受贿赂像日常工作、生活一样随便，假如当事人没有反映过来，他们会直接、间接给你开导。前司法部长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公平地说，还不能归之于这些司法人员的素质、品德，他们、特别是第一线人员为勉强维持这个社会的运行也付出了努力、辛苦，承担了风险、牺牲，用其发牢骚的话说：“……都是他那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社会搞乱了，让我们给他擦屁股……”。他们的腐败也应归之于这个社会的腐败，只是他们的职业格外引人注意罢了，另外一些人到这些岗位上来，恐怕不比他们好。

在《泰》片之前，我还看了另一部美国电影《地火危城》。我觉得它更富感染力，在毁掉一切的地下熔浆涌来时，紧急署的官员、专家（男女主人公）、医生、司机、工人、警察、消防人员、新闻主持人等等，乃至孩子都没有“首选”自己的利益而掉头逃跑。他们何止是尽职尽守，对于不少人来说，首先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别人的利益。

　　在安装好了爆破的炸药后，一个队员受伤走不动了，他的一个同事，如再背着他走，时间已来不及，于是，后者自己也不再走了，而是陪着自己的朋友去死。当指挥员通过电话询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时，为了不拖延时间而延误整体的利益，他们平静的回答：“完毕”…

　　尤其是那位地铁负责人，多少人喊着要他丢下、他背着的那个奄奄一息，还不知能否救活的司机，那么他完全可以以自己高大的身躯跳过刚刚流到车边的熔浆，但是他却奋力把他背上的人抛过去了——对那个人来说、那是他自己已经不知道的极小的一点生存希望，而这位头头却把自己完全清楚的希望牺牲在他更清楚的熔浆中。……

　　看到这里（甚至今日又写到这里时），我的眼已被泪涌的睁不开，我当时清楚地感到、我的整个心都被泪水泡透……

　　看来，美国也要宣传“大公无私”、“舍己救人”这些在今日中国被用作调侃嘲弄的精神，如果说，“洛杉叽的这场灾难”只是场电影，如果说，在那场“灾难”中也有医生男朋友的自私和个别人的“趁火打劫”（其他美国灾难片还有更甚阴影，如《龙卷风》中受利益驱动的另一些科技调查；《山崩地裂》中差点为了投资的利益而牺牲掉全城人民；《恐怖地带》中国家高级领导人涉嫌于其中的无耻交易等等），那么，1976年7月28日，7·8级的中国唐山大地震（烈度11级）却是真实的、本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比较这个电影中的故事，除了现代科技手段不如，唐山却有更多、更多的动人事迹，（无论是当时的通报，七十年代末的报告文学或是九十年代中记者的重新采访－不知您看到没有）就连监狱的刑事犯投入无法严格看管、控制的抢险后也只有立功、而没有一个犯罪记录。这场真正是“天塌地陷”的灭顶之灾。也是对几百万唐山人和来参加救援的军民、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乃至人性的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其答案是最美的：没有滴下一个污点，只有说不尽的高尚、动人事迹以及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和在那时的条件下，非常规能计算出的效率。我还想起前一年，河南驻马店特大洪水后的郑州救灾工作中，政府把白面发给单位，发给市民家庭烙饼，事后全城人到处传说，收上来的烙饼检查后没有一张掺入杂面（当时有些家庭还吃有杂粮）、，唯有一些掺“假”的、掺的却是烙者家里的鸡蛋。这一切难道是上个什么“人性扭曲”的社会、时代所能表现出来的风貌？！假如今天再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我仍相信还会有一些高尚的人和事，但一定会有更多的罪恶，就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做梦都在准备发灾难财、国难财。尽管科学技术手段要比过去先进得多，但同样规模的灾难，损失只会更大，一是近20年高楼大厦大都“掺假，二是人心更假。今年5月的阿尔山森林大火就是一例，参战的森警大队长刘立险些因食倾销的变质广东、广西火腿肠而丧命。官兵行军中连食用凉水也遭敲诈（注38）。目前正在进行的抗洪斗争，已有领导干部带家属逃跑被处理的几例。一些大城市还建立成千人的武装巡逻队伍，可能主要是对付“趁水打劫”的犯罪，因为对付水是不需要武装的。

　　唐山大地震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灾难，我们民族也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收获了巨大的牺神财富，它应该有益于后人，有益于影响民族的精神、社会的进步。就象我们在《地火危城》的电影中所受到的教育一样，还应该比它更好，因为这是真实的。是我们自己的、也有更多的光辉。但是政治却不公正的对待了它，就在举世悼念毛主席逝世时，曾在地震中埋在地下十五天的六个矿工在报上发表给江青的信，感谢她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江青首先紧急指示保护他们十五天没见过光线的眼睛，然后派专机接他们到北戴河治病疗养，并一一具体指导。然而自江青被捕后至今，这一人类生命史上的奇迹（对生命科学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却不准再提起。

　　地震发生后，一位在唐山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不顾亲人的死活，迅速安排了身边人一些必要的工作后，没命的跑向北京、跑进中南海，向政治局汇报，也以自己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指挥了政治局最初的一些最快、最有效率的行动，由此多挽救了多少、多少万人的性命，他应该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二年后，以自身没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仅仅是造反派出身，就被撤职，开除党籍、被整、被关、被批了好几年（最近在一个杂志中，发表了一位作家对他的采访）……·

　　——这两场灾难发生在“十年文革”中最后二年的河北、河南等内地地区，用这块被迫付出巨大代价的“试金石”检验出来的社会真实面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有代表性的。也为此，我还想回忆几点在“文革十年”前二年中颇能说明当时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也是我所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些我可能在桂林和您谈到过）。

　　列宁曾说，不论你走到那里，只要一唱起《国际歌》，就会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文革当时有一首《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本是红军时的歌，1964年周总理曾建议加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以替代其中“过于软绵绵”的那首《十送红军》。随着《东方红》电影在全国的上映，那个时代喜欢唱歌的人也都会唱这首歌，进入文革后，却成了造反派的“专利”，不管您坐在哪次火车上，不管您走到了东西南北中的哪个城市，只要您轻声哼起这首歌，您从不认识的战友就会靠近你，和您一起深情唱起

　　“……为捍卫毛主席革命战线，洒尽热血心欢畅！”

　　“革命战士想念您，亲爱的领袖毛泽东，革命……”。

　　那时的人们不会、也不需要“包装”，“输出”的，“反馈”的，都只有真的；那是一个少有的激情的时代，真诚的社会。人们几乎是绝对的相信，只有受压的造反派才会深情的唱出这首歌，若再具体地介绍一下所在地区的路线斗争情况，就此就足够了，吃、穿、住、行、用都可以“倒贴”，为了支持，帮助你——也是我们共同的事业，甚至可以“倒贴”自己的生命，目的只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1967年的“二月黑风”中，我第二次被“公安公社”抓获，也第二次被战友们抢出来后，被财资战线一个联络员安排隐藏在一个女同志家里，这位大姐每天三顿给我送饭，知道我是南方人，连早晨也是鸡蛋炒米，一天早上我自己去厨房倒水时才看到她和其幼子正吃着窝窝头，咸菜、黄面汤……，造反派胜利后我却找不到她了（她搬家了），六年后，我在省“三办”不远的一家水果店里偶然碰到了她，她甚至还记得我的一些“洋相”，可她的单位却不知道她曾掩护我那件事情，她也仍在一个小店里当会计，她姓庞，其丈夫姓高在生物研究所工作，76年时还曾为苏容的工作调动帮过忙。

　　67年3月18日，我第三次终于被追捕“归案”了，由于省看守所“爆满”，当晚我就被转到金水区拘留所，也是全清一色的造反派，各行各业的都有，二个最小的学生仅13岁（一个小学生叫肖九一，父亲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另一个姓王，是戏校的小学员）来到这里，其气氛比回到家都更亲热热闹，每天都在热烈的争论中描绘着理想国的蓝图，周末还和隔壁女囚室都对着窗外联合举行诗歌朗诵晚会……可却为一点小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囚室中有一个铁制便盆，一位建筑工人“哲学家”非“独霸”紧靠它的位置（囚室中人均不到一平方米），多少人都没有争过他，至于我，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更难习惯这个味道”。我的理由是“那就更需要习惯这个味道”，在大家的支持下，最后通过民主程序，我争到了，可他却二天没有理我……

　　这年的五月下旬一天，我去铁路机务北段支持其罢工时，碰到从煤车刚下来的两个戴着“二七公社”袖章的女学生正捧着自来水管喝生水，我将水壶递给她们都不要，几个小时后，我回到“公社”（河南造反派总部）去会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又看到她俩，正将一满书包的钱（大多零钱）上交，这是她们扒火车去西安为“公社”募捐的钱，又扒上煤车，吃着干粮、喝着生水，全部带了回来。